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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“光伏发电新能源，放在屋顶就赚钱。省心省事省时间，增收路子宽又宽。”这是霍邱县新店镇黄泊渡村村民编的一段顺口溜，也是该县大力实施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带来的新变化。

　　“我们村利用废旧学校的屋顶，安装了200多块光伏板，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万多元。”3月14日，霍邱县宋店镇田塘村党支部书记刘永胜告诉记者：“在村里带动下，全村60多户村民装上了光伏板，平均每户一次性收入达8000元至10000元，另外，每户还享有年租金600元左右，最低可受益25年。”
　　“我们安装光伏发电板，采取以租赁农户屋顶为主导的分布式模式，租金按时打到农户账上，从不拖欠。不仅如此，根据不同模式，发出来的电既可自发自用，余电上网，也可以以统一功率输出并入国家电网赚钱。”六安市昊运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风向记者介绍。
　　“你看，俺家装了40块光伏板，一次性收入12800元，每年屋顶光伏租金还可收到600元，屋顶闲着也是闲着，何乐而不为呢！看到没有，屋顶上的光伏电板就是俺的‘电存折’，只要晒着太阳就能挣钱，你说俏巴不俏巴?”田塘村双塘村民组村民王立辉这样说道。
　　2023年，霍邱县潘集镇王祠新村在物业公司的牵头下，安装了2000多块光伏板，利用光伏电站收益，整修了道路、增添了路灯，改善了小区环境；同时，给家庭困难的农户减免了物业费，该做法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。
　　在霍邱，光伏发电项目遍布30个乡镇300多个行政村，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因此显著增长。邵岗乡沣河村安装光伏400多块，增加村民收入120000元左右；高塘镇的冀台村和龚浅村安装了900多块光伏板，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30多万元。目前，这两个村的200多户村民正在联系六安市昊运新能源有限公司，进行测量、签订合同等前期工作，后续安装紧锣密鼓。预计安装发电后，每户可增加收入10000元左右，同时还可以增加村集体收入。
　　“光伏发电项目，不但使村集体经济实现了长久稳定增收，而且还增强了农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。同时，也为全县各乡镇农户带来了显著收益，光伏发电鼓起了农户的‘钱袋子’。”霍邱县发改委分管光伏的负责人姚传华说。
　　为创建绿色霍邱、生态霍邱，实现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和节能减排目标，大力发展光伏产业，增加村民收入，霍邱县相继出台关于支持和规范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指导意见，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，每个乡镇成立光伏新能源工作专班，霍邱县发改委及时转发上级有关文件并设立专门窗口，简化流程，当天申报，当天备案，竭力提供高效便捷的优质服务。霍邱县供电公司按照上级能源管理部门要求，大力支持光伏发电并网工作，做到应并尽并，为村民和光伏企业开辟“绿色通道”。
　　据悉，5年来，霍邱县光伏发电让2800户农户增收3000多万元，发电量7000多万度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6万吨，节约约2.7万吨标准煤，发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为助力乡村振兴夯实了根基。

（张正武 本网记者 徐有亭 束庆江）

　　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设计的“跨有荆、益”战略，是蜀汉北伐中原的核心框架。荆州作为连接中原与益州的枢纽，既能作为北伐的跳板，又能形成对曹魏的东线牵制。然而，关羽失荆州后，这一战略彻底崩塌。若不夺回荆州，蜀汉将被迫困守益州，陷入“偏安一隅”的被动局面。

　　从地缘政治看，东吴的扩张野心远不止于荆州。据《三国志·周泰传》记载，孙权在击败关羽后曾“欲进图蜀”，而周瑜、鲁肃生前均有过取蜀的规划。刘备若不主动出击，东吴可能联合曹魏形成夹击之势。因此，夷陵之战本质上是蜀汉为阻止东吴进一步渗透而发动的战略防御战——通过军事威慑迫使东吴回到谈判桌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。

　　三、政治权谋的深层考量：转移矛盾与巩固统治

　　刘备称帝后，蜀汉内部暗流涌动。政权由三股势力构成：元老派（关羽、张飞等）、荆州派（诸葛亮、马良等）、益州派（李严、黄权等）。称帝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不均，已埋下矛盾隐患。夷陵之战的发动，客观上起到了转移内部矛盾的作用：通过对外战争凝聚共识，同时以战功重新调整利益格局。

　　此外，刘备的“复仇”旗号也暗含政治合法性构建。汉献帝退位后，刘备以“兴复汉室”为旗号称帝，但这一口号需具体行动支撑。伐吴既是对“汉室忠臣”人设的强化，也是对曹魏“篡汉”的间接回应——通过打击东吴，刘备试图证明自己才是汉室正统的维护者。

　　四、历史迷雾中的真相：多重动机的交织

　　夷陵之战的决策并非单一因素驱动，而是情感、战略、政治的复合体。从时间线看，刘备并未在关羽死后立即伐吴，而是等待两年后称帝时发动，这表明其决策经过长期权衡。从战术选择看，刘备拒绝黄权“水陆并进”的稳妥方案，坚持步步为营，反映出其真实目的并非灭吴，而是通过局部胜利迫使东吴妥协。

　　吴国方面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。《诸葛瑾传》中，孙权在求和信中提到：“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，危害关羽……”陆逊在《辨亡论》中更直言：“刘备欲复关羽之耻，夺回湘西之地。”这表明，东吴将领普遍认为刘备的动机兼具复仇与夺地双重目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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